抗战爆发前的清华园,在清华子弟的回忆中,许多地方草高林密,灯影稀疏,夏夜里蝉鸣蛙叫,孩子们或上树粘知了,或下河摸鱼虾,充满田园野趣。

然而,日寇入侵,山河变色,清华与北大、南开大学一道撤退到大后方,组成西南联大。八年抗战中,西南联大弦歌不辍,教学与科研不但没有中断,反而取得许多成就。这背后,教授夫人们的贡献非同小可。

抗战末期的1943年,物价飞涨,为了改善家庭开支入不敷出的局面,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、潘光旦教授夫人赵瑞云、袁复礼教授夫人廖家珊,合作生产小食品出售。三人的分工是这样的:米粉、食用色素等原料由赵瑞云经办,廖家珊家为作坊,韩咏华负责销售,她提着篮子到廖家取货,视销售情况,每周一两次送到冠生园食品店寄卖。她们把产品起名为“定胜糕”,喻抗战一定胜利之意。

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教授吴柳生的夫人陈涤,出生于杭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,其父早年留学日本,回国后任杭州法院院长。陈涤极有绘画天赋,父亲经常带她向名家学画。

西南联大岁月,陈涤从一个娇妻迅速成长为能吃苦耐劳、锦心绣口的母亲。为了省钱,孩子们的衣服都是陈涤自己做的,她学会了纳鞋底、做鞋子。当时,教授夫人们都在想办法帮先生挣钱。陈涤想到了做童装,自己设计,自己制作,然后拿到店中寄卖。因为家中有三个女儿,吴柳生将童装命名为“三姐妹”牌,还刻了印章。“三姐妹”童装设计新颖别致,供不应求,大大改善了全家的经济状况。

清华工学院创始者顾毓琇在抗战爆发后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,身居上层,但清廉自守,加之子女较多,家境同样紧张。他的妻子王婉靖出身书香世家,是王羲之第67世女孙。她精打细算,不但种菜、种花、种玉米,还养鸡、养鸭、养羊、养猪以补贴家用!

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心理学学士、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的周先庚,1931年到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任教授时只有28岁。他的妻子郑芳,出身于江苏盛泽镇著名的郑氏家族,毕业于燕京大学,中英文水平俱佳。西南联大时期,郑芳很快就显示出了“文武全才”。当时,生了孩子后的她没有奶水,为了保证几个孩子的营养,郑芳在胜因寺外的一家农户寄养了一只母羊,周家的几个孩子都是喝羊奶长大的。

从1944年开始,郑芳给报刊写稿,主题集中在婚恋、家庭及儿童题材上,在当时颇受好评,稿费则补贴了家用。

令人惊叹的是,苦难不但没有击垮教授夫人们,相反,她们都是相夫教子的好手,且普遍都有一手好针线活。

1949年从芝加哥大学获得气象学博士学位的谢义柄,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气象系,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气象系副教授。其妻李孝芳,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,后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土壤地理学博士学位,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。在美国读书时,李孝芳用第一个月的奖学金买了一架电动缝纫机,用它做了许多衣服,她在硕士毕业典礼上穿的白色长纱裙,就是自己做的。一家人的衣裤,包括窗帘和被里,都出自其手。孩子们回忆说,母亲是持家好手,家中从来不缺吃、穿和用的东西,即使在物资匮乏时期,谢家也有萝卜、白菜馅饼或团子吃。

像李孝芳这样的持家好手,在教授夫人中比比皆是。

低学历者的奇情
学历低的教授夫人同样不乏光彩,甚至更富奇情。

20世纪20年代,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系、芝加哥大学数学系获得学士、硕士及博士学位。当时,五四新思潮冲击正劲,许多留洋归来的人都毁掉了幼时父母给订下的婚约。杨武之在美国时,妻子罗孟华带着杨振宁住在合肥。她是旧式女子,只念过几年私塾。在住处的不远处,有一间天主教堂,里面的修女都是一生不结婚或被丈夫抛弃的女人,合肥话管这种情况叫“吃教”。

罗孟华已经打听了,可以带孩子进教堂修道。她的打算是,如果杨武之回国后抛弃她和孩子,她就带杨振宁去天主教堂“吃教”。

然而,回国后的杨武之,虽历任西南联大数学系主任、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等职,但并没有抛弃发妻。

这位文化程度很低的母亲,是杨振宁一生最亲爱的人。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好友、著名艺术家熊秉明在回忆中说,杨振宁一生对母亲感情至为深厚,非比寻常。他说,1992年夏,南开大学为杨振宁70岁寿辰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。在现场,杨振宁述说自己的生平,并配以幻灯片,还回忆起童年、小学、中学和大学的往事,回忆起抗战时期的艰苦岁月。当说到母亲时,杨振宁的声音突然哽咽了。

在清华园中,杨武之同事的妻子,大多是大学毕业,甚至留过洋。尽管杨武之待她很好,但罗孟华压力很大,她应付的办法很简单:尽力把家管好,少去交际,不去打牌。一两年后,罗孟华在清华园中有了治家整洁有方的声誉。

杨武之在回忆妻子的文章中写过一个细节:有一次,他去学校打网球,而杨振宁上学去了。学校校工来通知杨武之开会,结果罗孟华只记得开会的地点,忘记了开会的时间,杨武之很不高兴,抱怨妻子文化程度低。事过几天后,杨武之发现妻子曾用牙齿咬手臂直到出血。他很吃惊,询问之下,妻子说自己恨父母家穷,没有钱供她读书,恨她父亲经商失败,使她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。这使杨武之受到很大震动。其实在他心中,妻子坚强而有毅力,极能吃苦耐劳,是自己比不上的。

杨武之比不上自己文化程度很低的妻子的地方,不只是毅力、品质,还有其他。

《书边恩仇录》一书的作者胡文辉在书中曾引用杨振宁写的《父亲与我》,里面的细节耐人寻味。说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,留在大陆的父亲带着统战任务几次出国跟他见面,最后一次,父亲说:“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,从前不会做一根针,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;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,动辄死去几百万人,今天完全没有了;从前文盲遍野,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;从前……今天……”都是“形势一片大好”的套话。

结果,母亲打断了觉悟高的父亲的话头:“你不要专讲这些。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,排队排了3个钟头,却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,有什么好?”

熊秉明说,杨振宁的母亲浸在现实生活中,或者可以说生存在寒暖饥饱的层面上。与杨振宁父亲偏于理智的训导讲话不同,对于社会,她自有明确的见解和判断。

让熊秉明诧异的一件事是,600页的《杨振宁论文选集》,杨振宁在扉页上亲笔题了4个汉字:献给母亲。雪白的版面上只印着这几个黑字,十分醒目。他为何不献给身为数学家的父亲,而献给母亲呢?熊秉明的结论是:这是属于生命的事,不待分析的。

清华名师的夫人们,每个人都是一本书。她们的命运与丈夫紧紧系在一起,更与国运息息相关。难得的是,在“文革”中,这些夫人普遍无畏地与受难的丈夫站在一起,她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