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淅淅沥沥写了3年,终于快要答辩了。3年来,我慢悠悠地在图书馆、家、河边公园、咖啡馆之间晃荡。左晃晃,右晃晃,一天写几个字了事,跟给公社干活挣工分似的。

  虽然晃晃悠悠,可是3年来,我不辞辛苦地跟人宣称我在“赶论文”。每当有人问我:“忙什么呢?”我就理直气壮地说:“赶论文呢。”

  说得多了,自己也就信了。一旦自己都信了,就开始行色匆匆,一副“谁也别理我,忙着呢”的架势。瞧,他们在忙着谈生意、写材料、评职称、种粮食、倒卖国有资产、打伊拉克,而我,我忙着“赶论文”。听听,“赶”论文,就是靠着这点虚张声势的忙碌,我获得了一种滥竽充数的成人感。

  成人感,总是必需的。我30岁了,不能再穿着蕾丝花边裙子在公园里蹦蹦跳跳,把一个又一个下午,像难吃的水果一样,咬一口就扔掉。

  虚假忙碌的直接后果,就是我开始为了“事业”而搁置生活。我给自己列了一个清单,上面列举着我“写完论文以后”要做的事情。在过去3年里,这个清单不断变长,其中包括:尽情地看恐怖推理小说;把我CD中所有好听的歌整理出来,自制CD;打Mario最新版的游戏;一周去看两部话剧;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旅行,住上两个月;好好读一遍世界史;研究拉美的政治经济;学跳探戈;写惊世骇俗的小说……总而言之,我把自己全部的“兴趣”“爱好”“愿望”“梦想”,或者说,“生活”本身,都给推迟到了“论文完成之后”。我的论文简直就是一个一病不起的亲人,把我牢牢地拴在一个小黑屋子里,哪儿也去不了。

  可是有一天,我突然想到:万一这3年里我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?万一我今天心脏病突发了呢?难道,这就是说,我其实有可能还没有开始生活,就已经结束?

  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真叫我害怕。

  那天和一个朋友聊天,他说:“我这些年要拼命干活,拼命挣钱,争取40岁退休,然后周游世界。”

  我看着他,没作声,心里偷偷地想:“万一你40岁之前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?万一你今天心脏病突发呢?”

  还有报纸上的那些父母,经常非常感人、非常自我感动地说:“这一切,都是为了孩子,等他们长大了,有出息了……”

  我又偷偷地想:“万一你在孩子长大之前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?万一你今天心脏病突发呢?”

  我默默焦虑着,自作多情地为每个人伤感。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多么长的清单,这些清单里写着多少美好的事,可是,它们总是被推迟,被搁置,在时间的阁楼上腐烂。为什么勇气的问题总是被误以为是时间的问题?而那些沉重的、抑郁的、不得已的,总是被叫作生活本身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