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年前,诗人北岛读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参加朗诵比赛,老师分配给他一首诗《假如我是一支粉笔》:“假如我是粉笔/我会很乐意牺牲自己/让老师在黑板上写字/让同学在黑板上画画/我不需要你们保护/但求你们不要让我粉身碎骨。”北岛很是愤慨,好在儿子不会委屈自己,一早就跟老师说:“老师,我不想当粉笔。”

  做个好人,不一定粉身碎骨,却常会积毁销骨。1976年,北岛写下“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”。历史在进步,禁忌越来越少,道德洁癖者们不再有密集的标靶,但榜样依旧不好当。尤其是道德榜样,光环被放大,瑕疵也被放大。你要当一个好人、英雄、模范、清官、慈善家,必须是汉白玉的身子,通体无瑕,从内在动机到外在行为都要严丝合缝地符合最严苛的道德要求,永远高大全、伟光正。

道德的紧身衣
  好人、坏人是现代中国人使用的俗称,古时则为君子和小人之别。传统儒家奉行道德理想主义,孔子曰“成仁”,孟子曰“取义”,经由董仲舒的“三纲五常”和朱熹的理学接力后,终变为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“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”,为国人穿上了道德的紧身衣。但凡名垂千古之人,最好都是节操完人。如文天祥以死明志,一旦与节操较上劲儿,生命便变得无足轻重。

  如何做个好人?《二十四孝》是教科书。郭巨家贫,妻生一男孩,郭巨担心养儿会与老母夺食,不惜挖坑埋儿。王祥“卧冰求鲤”,吴猛“恣蚊饱血”,庚黔娄“尝粪忧心”……老祖宗们苛刻的道德律,怎么看都是在把好人往绝路上逼。

  对女人,更是变本加厉,贞节牌坊压了几千年。丈夫生时不得改嫁,死后不得再嫁。后来又发展为未婚妻未过门时丈夫死了,也要守寡,叫望门寡。守得住望门寡的,才是千载难逢的好女人。《明外史·烈女传》里有一名女子柴氏,与丈夫一同被流贼抓住。一贼兵见柴氏生得年轻貌美,上前捏了捏她的手,柴氏立刻用牙将被捏过的肉咬下扔掉,另一个贼兵扳了一下柴氏的胳膊,柴氏又一口咬掉了胳膊上的那块肉,结果她被活活砍死。

  说教者板着面孔,说出一堆自己也不能践行的主张,这种顽固的道德秩序,深深烙在我们的灵魂里,并以此比照自身、苛求他人——什么事情都得分个善恶对错,什么关系都得讲个人情世故,从逻辑学变成了人际学。美国汉学家墨子刻精辟而刻薄地指出,“中国人提倡君子道德,美国人提倡‘小人’道德。美国人只要求人守法、纳税,要求很低,容易实现。中国人把为人的道德门槛设置得太高,调子起高了,很难唱上去。”

功利社会的“不相信”
  历史学家孙隆基说,因为缺乏宗教精神,加之长期的贫困基因,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“超越意识”,缺乏“终极关怀”。茅于轼则从经济学角度判断,君子国里的人一旦有了国家,又有了市场,最终必定会转变为“小人国”。

  在没有英雄、“利”字当头的时代,利益就成为凡事的合理解释。如今,我们起心动念唯利是图,不敢也不愿相信那些“利他”的好人。而在长期重农轻商的文化的影响下,商人的血管中永远“被”流着“奸”的血液。慈善家一边获得赞誉,一边又被怀疑——他这么干,是不是有利可图?王石、丁磊、曹德旺……几乎所有企业家、名人做慈善时都遭遇过质疑。一企业家在给宁夏孤儿院捐款时,竟戴着一个孙悟空的面具出席,因为被整怕了。

  另一种说法是,社会指导思想高得不切实际,被树为典型的好人们,好生活和好道德永远不可兼得。好人是全然的好,坏人是全然的坏,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。这种文化心理还经常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,就是动不动就逼人自证清白。你拒绝这样做,就是心中有鬼。所以有人非要把李亚鹏搞掉才高兴,有人非要苛求一个河南妇人比普通人更高尚。

  当“最美妈妈”吴菊萍伸手接住从高楼坠落的孩子,也接过20万元奖金时,她的自白发人深省:“我就是普通人,刚买了房,还有很多贷款要还。我希望有这个事和没这个事一样地生活。千万不要被这些关注、荣誉和言论套牢了。”对待好人,其实只需一些常识,比如宽容、同情、正视人的复杂性,既看到人家勇敢无私的一面,也体恤人家自私、懦弱甚至灰暗的一面,如勃朗宁夫人那首著名的长诗《奥罗拉·李》中写的,“愿仁慈的上帝宽恕一切好人”,这个“宽恕”再确切不过了。